来自 艺术 2020-02-02 03:3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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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事情_艺术家资讯_雅昌新闻

闲来无事,捧起一册丰子恺先生的散文阅读。若是放在以往,我或许仍然是毕恭毕敬,将老先生切切实实看成个心底坦荡文风朴实的大人物。但这次不知是走错了那根筋,突然莫名其妙地反感起他来。不要说他,就是连同他写到的那位弘一大师,同样也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总的是这一代的文人,在我的眼里,怎么都变得奇怪了起来。丰老的《缘缘堂随笔》是他的代表作。这次再读,却有不同想法。日本鬼子炸了缘缘堂诚然可恨,但更可恨的事情还是很多。缘何让先生深恶痛绝,居然著成一卷大书。这让人推想,一个文人对书房的看重,竟会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写作了长城外故道边的弘一大师,他的出家,是不是真有什么让常人不能理解的理由。如此等等。

丰老先生在解放以后,从一个生活无着的文人,一下子变成受政府尊重并养活的艺术家,当上了上海国画院院长,心境自然不错。书的插页,还选登一幅他和周总理握手的照片。他那笑容,应该是发自他的真心。但他写的歌颂解放军解放上海十周年的诗,却不怎么成功。这里有他的诗歌为证:其一,盼到英勇解放军,虎口余生得保全。又一,巩固主权明法令,肃清败类任贤能。十年生聚兼教训,都城面目焕然新。今朝庆祝乐无疆,饮水思源莫忘恩。

技巧实在差劲的厉害。若能将老先生从阴曹唤出来,与他当面探讨里面的平仄韵脚,我看简直要让老人家羞得揪光自己的胡须,钻到桌下面不可。尽管一个文人一生中不可能没有败笔,但败笔大多有现实的原因。或是应付场面,胡乱凑合几句;或是朋友相逼做应酬文章,弄出来的不像样子,这都说得过去。但是没有原因的,或自己趋着赶着的败笔,便不能不说另有些缘缘了。

文革期间的丰老,也少不了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关在牛棚。这时期的他,正常的写作自然停止。但是做为文人,不动笔是良心不安的。但他提笔大多是写主席诗词,或者是是给石家庄的幼子写信。这倒可以看作是老辈文人身上勤恳的品质。好比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农民,日间扛着锄头不管有没收获,总得在地头戳捣那么几下。老先生大概也知道,以他这样的身份,即便书信这样的文字也不会白写。所以这时期书信写得较仔细。记录式的,写自己如何早请示如何晚汇报,连朝主席像鞠了几个躬也详尽明确。七十岁的人,头脑如此清晰,可敬可叹。特别写他在牛棚某日,一个军人来看望他,老人家贴近的感情,已不再是和其先辈有过什么交往,显然还有一种感觉上的幻想,抑或是再度被亲人解放军来再解放一次的愿望。这时期他所关心的问题大的有两点,一是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放出去?二是工资待遇会不会恢复?精神上,他自己也供得明白:

我近来相信一条真理: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想,对现在就满足

他说的退一步这种状态很有意思,其实也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不再是牛棚而是猪圈了。我想,老舍先生站在莫名湖畔的那个夜晚,也能够这样想就好了。这其中的问题,可能与他没像丰老那样,受到过佛教的影响。

不过,现在回头看过去那一代文人,他们对前面的路途和人生的境况,其实大多是步步明白的。真像老舍先生那样,不愿意去明白的,竟是极个别的现象。当然这也不是说,老舍先生赴死就该受到表彰,别的人苟活就该受到批评。我想指出的是,文人性格里的缺陷。丰老在我的感觉中一直是一位清净正气的文人,还有弘一大师,老舍先生,孙犁先生,等等。像天津的孙犁,老人家的散文写得何等的自然,何等的清脱,但终因许多关键的问题不能解决,总不能呈现出一些大吞大吐、汪洋恣肆的面貌。这些可以被我们排列出来的艺术大家,都有其非同凡常的率真和清净的方面。受我们的尊重是勿容置疑的。但是,若放在现实中细细考究,又都有其不能让人同意的细小行为。这里面蕴含的道理,是说在中国自古以来,做个好文人是大不易的。而在这样的客观情形下,病态文人人格的形成和延续的历史,不是百年千年的问题。这样的文人,作为统治者的附庸或幕僚,又如何保持自己的骨头干净?所以,丰老他们能做到不去胡言乱语,已属绝大的不易了。在他们的内心里,肯定有着很深的苦痛,只是无法言说而已。

文人人格最辉煌的阶段是在先秦。那时的文人倡导竞争,但得出人头地,便有车马肉食的尊贵。所以弹着长铗大唱归来兮的冯文人便敢于一遍又一遍地厚着脸皮的向统治者漫天要价。但到封建时期,文人多得扎堆儿,皇帝老子对他们又没好感,又是烧又是焚,折腾过许多次,终叫皇帝老子占了上风。这样,文人的竞争没了秩序。皇帝老子又常拿文人来逗闷子。这一来文人更不值钱了。及到最后甚至荒唐到,文人所竞争的,是谁比谁的人格低。因为人格越低,地位越高。文人们一天天地跪倒或堕落在权力的门槛下面,任他们招来挥去。即便是这样荒唐的角色,一般普通的小文人还是混不上手。这如同妓院一样恶劣。

文人变成当权者的妓佣,经不起尊重,也放不下尊重;经不起信任,也放不下信任。古人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正是这种低级下流情形的写照。所谓名声、地位、学识如此等等的赘物,在这样环境下,不断地产生和培养。犹如寄生蟹的壳子,不带它无以存活;但带上它,日常行为又受到它制肘左右,自不自然,壳子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而作为人的那个灵性的个人退到了其次,及到最后所谓人格的高尚,大不过是缩到自我的壳子里隐逸起来,保住自己的一条小命,落一个清高的评雅。这种恶劣的生存定律,对他们这代文人中的任何人,都是思想深处最可怕的,也无法掩饰的盲点。

所以,封建专制的余孽不灭亡,自由竞争的状态不产生,文人永远甭想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即便是天赋高才,挣扒着做到知名的文人,但想清白,终也只是苟活于权力淫威之下的一个谨小慎微的君子罢了。但想给自己生命寻一个大结果,那也只有一条出路,便是像弘一大师那样,剃度去算了。可怜的是作为儿子或孙子辈的,还得抬望这样的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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